莫作“面上起草者”

作者：王文昌

宋朝的魏泰著有十五卷的《东轩笔录》，记录宋太祖至神宗六朝旧事。“笔录”文字沉实，钩取细微，颇具史料价值，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等书多有征引，可谓笔记著作的翘楚。

书中载有一则“面上起草”的故事，读来新鲜之余，不禁悚然一惊。

(资料图)

故事讲述当时的苏州通判陆东，处理一起流放的案子。案子不大，陆东草草一过，便“命其黥面”。“黥面”，也就是发配之前，在犯人面额上刺字并涂上墨汁。他让人在犯人脸上刺上七个大字：“特刺配某州牢城。”

“黥”面之后，就要将犯人投放到“牢城”。看到犯人脸上的字，属下议论纷纷：“既然言"特’，罪不至是，今此人应配矣，又特者，非有司所得行。”说得直白一些，用“特”字，那是朝廷说了算的事，你一个通判哪有这样的权力？

陆东闻听，“大恐”。他怕上司追究下来，说自己“僭越”，会影响自己的前程。于是，急忙下令改“特刺”为“准条”，重新在犯人的脸上刺一回。

魏泰记述这段故事在当时引起的反响，用了五个字：“颇为人所笑。”读到这里， 我是笑不出来，心里只有凉凉的、沉重的叹息。犯人脸上刺字，屈辱之外，疼痛可想而知，刺了一遍，觉得不妥，重新来一遍，于心何忍？用犯人的脸面为自己的前程开路，太不厚道了，更遑论“职业道德”？

陆东干的活儿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司法。犯人脸上刺字，对于犯人来说，尽管不是人命关天，也是“锥心泣血”，怎能如此草率？古代用“刑官无后”警诫从事司法的官员们：司法关乎人的自由、财产，甚至生命，要慎之又慎，即使手握重权，不惧当下，还有明天，还有未来，要为后代惜福，不要为子孙造孽。欧阳修的父亲审理死刑案件，“求其生而不得，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”，树立了极好的榜样：尽心竭力，穷其所能，然后才有心安理得。断案的时候，稍有肆意，便会酿成大错，而且这个错往往是单程的、不可逆的，是无法弥补的，掉了的脑袋还能安上吗？

在古籍中还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。明朝成化年间，皇帝在祭天的时候，丢失了一个金瓶。当时只有一个厨子在这里，于是怀疑厨子是窃贼。厨子矢口否认，官员们不高兴了，大刑伺候，厨子忍耐不过，屈打成招，并说出了瓶子的藏匿地点。官员们大喜，可是挖地三尺，也没有起获赃物，案子也就搁置下来。后来，偶然的机会，真凶抓到了，供述的藏匿地点和厨子供述一致。经过深入挖掘，“竟获，盖比庖人报指掘之地下数寸耳”。作者感叹：“假令庖人往掘时而瓶获，或窃瓶者不鬻金绳于市，则庖人之死，百口不能解。”

案子不大，足以触目惊心。真假窃贼前后供述的藏匿地点一致，相差“数寸之地”而已。数寸之间，决定一个人的生死，这样的当口，我们还会漫不经心地举起惊堂木吗？

德沃金在《法律帝国》中说：“法律的帝国并非由疆界、权力或者程序界定，而是由态度决定。”作为一个执法者，心里都要有一个认知，司法的活计来不得半点随性、胆气、粗糙和无所谓，必须以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的态度对待每一起案件，每一个当事人。相反，古往今来，偏偏许多司法官员过分地相信自己的直觉和所谓的“智慧”，胆大包天，类似陆东在犯人“面上起草”，潇洒得很，也鲁莽得很，许多的错案就是这样铸成的。

回到魏泰笔下的故事里。后来有人向两府荐举提拔陆东，有一个参政姓石，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吾知其人矣，得非权苏州日，于人面上起草者乎？”陆东后来是否得到重用，魏泰没有交代。我想，不用这样的人，是国之幸事；尤其是不用這样的方式从事司法断案，则是民之幸事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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